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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中国并未错过“全球化”的起点,却错失了之后的200年(组图)

2017-10-24 10:55

同治十一年五月,也就是鸦片战争过后3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欧洲诸国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中国边界腹地,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李鸿章的这番感叹,也是此后关于中国卷入全球化进程的普遍共识:西方的坚船利炮将清朝从万邦来朝中惊醒,古老帝国被迫全球化。

历史学家樊树志在新著《晚明大变局》中,却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他把中国全球化的时间前移200多年,上溯到了晚明。那是世界史上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来自欧洲的冒险家历经艰险,穿过好望角,找到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几番博弈,明朝政府终于在1567年批准开放海禁,东方与西方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对外交往与贸易。当一艘艘商船装满精美丝绸与瓷器,往返于中国、欧洲、甚至美洲;当16世纪至17世纪中期,全球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白银最终流入中国,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此来临。

“晚明时期,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剧变。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近代化开端就开始于晚明。”78岁的樊树志先生从复旦大学历史系退休后,每天还保持着5小时的工作时间。他告诉记者,这部花了3年时间完成的新著,缘起于全球化视野下晚明的这些变化普遍被学术界忽略了,“晚明大变局是中国历史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这个大变局虽然貌似随着清朝的建立戛然而止,却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颠覆性大变局的思想和文化潜源。”

一张1700年的地图,显示了晚明人对自己的王朝和已知世界的认识。

一张1700年的地图,显示了晚明人对自己的王朝和已知世界的认识。

“倭寇”主要是中国人

"全球化"是时髦话语,很多人有种错觉,以为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才有的新现象。其实它早在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就开始了。”在《晚明大变局》中,樊树志从明朝政府最先实行的海禁,及当时所处世界贸易格局讲起。

明朝初期,从朱元璋到明成祖朱棣,都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人民私自出海,与海外各国交往——也包括民间贸易往来。

对外贸易的渠道就只剩下朝贡这一官方贸易渠道。明朝当时所谓的官方贸易通道,是洪武三年(1370)设立的宁波、泉州和广州三个市舶司,并在这三个市舶司所在地,设置宾馆招待外国朝贡使节。外国商人可与当地中国商人在宾馆附近进行小额贸易。但是,朝贡贸易有时间、地点,还有货物品种的严格限制,史书、中药材甚至纺织品也列入违禁货物名单。结果,民间走私贸易都针对这些违禁货物,生意十分兴旺。

嘉靖二年(1523),日本两大家族势力各自派出一支朝贡队伍,他们在宁波为了争夺贸易主导权而发生武力冲突,最终导致宁波市舶司关闭。结果,走私贸易更加猖獗,随后还兴起大规模的海上走私集团。为了对付官方,他们配备有武装。由于这种武装走私集团的贸易对象是日本商人,因此被明朝官方称为“倭寇”。

樊树志研究“倭寇”问题已有多年。他阅读”倭患”亲历者、嘉兴人李日华和太仓人王士骐留下的文章发现,所谓“倭寇”其实就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海商,海禁断绝了他们的生计,使祸乱更加严重。而当时内阁大学士徐阶的话尤其值得注意。徐阶在一次奏对时说,他过去以为沿海海盗是真的倭寇,经过详细调查才知道,大部分海盗头领都是福建、浙江的中国人,真正的倭寇可能只有十分之三,而且还是受中国人的雇佣和指挥。

“传统上,我们把倭寇简单定义为"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这种看法和历史真相是存在距离的。所谓"嘉靖大倭寇",日本人的数量实际是很少,大部分是中国的走私贸易者。出现的根源是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沿海民众海上贸易生路被遏制,只好由商转为寇。”樊树志说。

嘉靖时对倭患有过几次军事围剿,但并不起作用。变堵为疏,开放海禁是大势所趋。隆庆元年(1567),终于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到东、西二洋进行贸易。

樊树志认为,“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对晚明社会影响极大,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变局,显示了晚明对外开放的胸襟。随后,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这些原本与中国并没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也加入到中国对外贸易队伍,它们把中国优质的商品销往全世界,中国由此进入全球化轨道。

江南早期工业化的开始

卷入全球化贸易漩涡后,沿海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当时海上贸易使得中国获得了世界上白银资本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数据,假如没有破除"海禁——朝贡"体制,这种辉煌就不可能出现。过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划分,认为世界近代史始于1640年英国工业革命。但西方学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地理大发现就意味着近代史的开端。因此完全可以说晚明是近代史的开始。”

与普遍认为中国工业化从洋务运动后开始不同,樊树志还认为,其实晚明就开始了早期工业化。江南农村的丝织业、棉纺织业日趋专业化,围绕着市场经营。“著名学者李伯重就指出,1850年前的三个世纪,江南工业经济所占比重日益提高,最发达的江南东部地区甚至已经超过了农业。”

全球贸易带来的繁荣富庶,使得处于经济中心的苏州、松江一带出现奢侈习俗,传统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剧变。松江府上海县人陆楫为奢侈正名,反对“禁奢”。他认为贫穷带来俭朴,富裕带来奢侈;奢侈并非浪费的同义词,奢侈型消费在消耗社会财富的同时,刺激了生产与市场,这叫作“彼有所损,此有所益”。

非常巧的是,200多年后,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中的观点,竟与陆楫不谋而合:“奢侈生出了资本主义。”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晚明时期中国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樊树志说,1950至1960年代,学术界有晚明至清初,中国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19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对此,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有过专门分析,“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推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崇祯像

崇祯像

知识分子世界观的重塑

当充满活力的全球经济为古老帝国吹来一股新风时,社会大变局之下,自然就出现思想解放潮流。晚明知识分子反感明初开始的八股取士,他们决心打破科举制度下带来的死板、人云亦云。

王阳明提倡自觉自主思想,首先打破思想界沉闷而僵化局面。他的弟子把师说发扬光大。在李贽那里,晚明思想解放达到高峰。假道学把他斥为“异端”,他也成为被政权所不容纳的思想犯。李贽的著作尽管一禁再禁,却始终流传于民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高喊“打倒孔家店”的吴虞,就把李贽视为前辈同道。“由此可见,晚明的思想解放潮流,一直影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樊树志说。

“思想愈解放,就愈需要新的资源。天主教传教士的传教活动除了其他吸引力外,新鲜感本身就是一种号召。晚明中国大环境有点让传教士如鱼得水,虽然教徒的数量并不理想,皈依者层次却很高。”关于晚明思想解放与传教士传教之间的关系,学者周振鹤做过这样的分析。

在樊树志看来,瞿汝夔、徐光启等知识分子在与传教士接触过程中,实际上是将中国文化开始与世界接轨,并改变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当时,知识分子通过看传教士带来的书籍、还有与他们交流看世界。这些传教士会讲中文,懂些四书五经,由此赢得知识分子的好感。“鸦片战争后,魏源、林则徐他们放眼看世界也是阅读书籍。只不过过去只强调他们是放眼看世界第一人,实际上在两百多年前已经有知识分子这样做了,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

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改变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天圆地方,是世界的中心,看了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晚明知识分子大吃一惊,地是圆的,中国不在中央,而是远东。“这种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无论如何估价,都不嫌过分。”

樊树志很喜欢德国学者耶格尔(Friedrich Jaeger)在《德国历史中的记忆文化》中说的一句话,历史意识并非只瞄向过去,历史恰恰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晚明的大变局的观点是我提出的,但不是故意耸人听闻,而是希望人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回过头去看一看16世纪至17世纪的中国曾经发生的巨变,不仅对于重新评估晚明史,而且对于看清近代史以及当代史,都有莫大的好处。”

《晚明大变局》从全球化的角度,解读明代的经济政治与思想。

《晚明大变局》从全球化的角度,解读明代的经济政治与思想。对话“历史可能倒退”

第一财经:你为什么对明史,特别是晚明史情有独钟?

樊树志:我祖籍辽宁,在浙江湖州出生。抗战时湖州被日本人占领后,全家逃难到了杭州,就一直在杭州长大。中学时我读的杭州第一中学(现杭州高级中学),那时我理科成绩也很好,但我不喜欢工厂,考大学填志愿的时候就选择了历史。现在看来这个选择是对的,要是我学理科,一辈子也就是做个工程师。研究历史,我还可以写到80岁。我最先研究的是土地史,后来开始研究明清江南市镇。走上晚明史研究是因为后来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主动找到我,约我写《万历传》、《崇祯传》。后来就专门研究晚明史了, 这个过程我花了二十多年时间。

第一财经:中国历史上也有对外交流,但为什么你特别强调晚明时期的世界格局?晚明大变局和晚清大变局有何不同?

樊树志:晚清的大变局牵涉政治体制的变革,由帝制走向共和,所以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明虽然政治体制没有改变,但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各方面出现了大变局,表明中国内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因素和新突破。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开始,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第一财经:晚明时期中国在全球化贸易中作用那么重要,最终却以明朝灭亡结束。读者看了书都会觉得非常可惜。

樊树志:晚明光辉灿烂,但最后王朝没落,这可能就是悲剧让人感到震撼的地方吧。明朝灭亡的原因非常复杂,党朋之争陷入内斗,忽视了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满洲。 内部政治陷入腐败后又引起陕北农民起义。崇祯皇帝就是在内忧外患中,一直为究竟是该攘外还是安内举棋不定,最后李自成进京,他被迫在景山上吊自杀。其实明朝亡国的悲剧在万历皇帝时就埋下了,到了崇祯皇帝那里就是,他想励精图治,但是大厦将倾没有办法,所有我说他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如果《晚明大变局》还再往下写,崇祯确实太可惜了。

前段时间,我参加博雅堂讲座时,一个年轻读者还问我,假如我穿越回到明朝,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明朝不灭亡。历史学家有个固执的地方就是不喜欢假设,历史是没办法估计,改变和假设。这也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第一财经:晚明大变局为什么到清代就戛然而止了呢?

樊树志:所以历史不是一直往前推,而是会有倒退。明朝灭亡后全球化步伐的停止,这就涉及清朝的统治。在对外开放和解放思想上,清朝是大大地倒退了。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和台湾的抗清运动,实施极其严厉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入海。昔日热闹兴旺的对外贸易无影无踪。康熙二十二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三藩之乱平定,台湾郑氏集团投降,此后海禁政策一度放松,在广州、漳州、宁波、南京等地设置海关,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贸易,也允许中国商人可以出海贸易。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关闭了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外国商船只能在粤海关(广州)一地通商,并且附加许多限制,显然与世界大势格格不入。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清朝也没有明朝的雅量。禁止文人结社,发表言论,大兴文字狱。康熙时有庄廷鑨“明史狱”,戴名世“南山集狱”。雍正时汪景褀、查嗣庭、钱名世、曾静等,都因文字获罪。乾隆时变本加厉,全国性的文字狱有五十多起。乾隆四十二年的“字贯案”离奇荒唐,因为编者删节了钦定的《康熙字典》, 没有为皇帝名字避讳,不但编者遭到严惩,书版、书册销毁,江西巡抚、两江总督等官员也因“失察”而治罪。这种情况下,文人个个噤若寒蝉,哪里还谈得上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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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0-24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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